沪上“繁花”

2024-05-06 07:06:36

《繁花》中所讲述的是上世纪末四十年，一群普通上海市民的世俗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风云传奇，也没有生死离别的家国动荡。但是在这些平凡琐碎的故事里，从小说的字里行间中，却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独属于上海的风情韵致，吸引着我随着它的“调性”，有如在欣赏一朵旖旎逸艳的沪上“繁花”。我想能够创作出如此老道的作品的，当是一位著作等身，经验丰富的作家，但一查之后发现却是一位杂志编辑的处女作，并且原是在网络上应网民之邀一段段写成的。因而在对《繁花》喜爱之余，我对作者金澄宇也多了一份好奇与惊佩。

在小说故事开始之前，作者提道《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的对着镜头整衣梳理的那一场戏，他说那种“骨子里疏慢”是“上海味道”。在看完《繁花》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像看完了一场王家卫（《阿飞正传》的导演）的电影，零散浅淡的叙事，飘忽而细腻的人物情感，精致的场面调度，散发着一种轻逸灵动之美。

回到小说，《繁花》通篇是以对话作为主要内容，大量的篇幅都是在描写人物之间的对话，并且不加引号，不另分行。故事的高潮与重点往往不在于人物之间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人物之间的对话本身。这有些像是相声，但更多的是像在说书，惊堂木一拍，书接上回，然后故事便从说书者口中滔滔而出。人物的身份，性格不同，谈论的事物，语气也有所不同。例如沪生“我不禁要问……”的文革大字报腔，一本正经的戏谑。七嘴八舌，你来我往之后，有趣的故事讲完了，人物的形象也就丰满了。

作者在跋中谈到，他想要做的是“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勿略，宁下勿高”。这也许是作者在创作之前就先已有之的动机，也许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才逐渐形成的想法。起初作者只是打算在网站上写下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受到网友的热捧后，每日一贴，坚持了五个月，最终完成了《繁花》的初稿。由于借助了高度发达的网络媒体，极大地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家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能够迅速地得到读者的反馈，是褒是贬，是捧是踩，当即得知。这种互动与反馈也使得作者开始仔细筹划要如何让作品具有更好的可读性，吸引更多的读者。这种创作本身就很像是一个现代的说书场景，也是一次十分大胆的具有先锋性的尝试。

进入到小说的内部，故事分新、旧两条线索交替叙述，在最后又汇合为一脉。我最早看到小说中出现这种结构的是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但我觉得这当是由电影蒙太奇中借鉴而来。通过“剪辑”打破单线条叙事，以让作品更加有趣，更有看头，同时也加深了对新旧时代以及今昔上海的对比，使作品意味更深长。

小说是以沪生、阿宝、小毛为主要人物，对话也多是在他们与身边人物之间所展开。但小说并没有十分固定地追随某人，而是“讲完张三，讲李四”，由一个人物引出下一个人物的出场，并通过对话来交代或建立起人物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具体的场景里，小说也没有额外关照“主角”。例如多次出现的餐宴场景，人物最多可达三十多人，小说只是依照实际情景来安排人物对话的比重，而没有刻意为沪生、阿宝或小毛“加戏”。因而从这样的单个场景来看，根本分辨不出谁是整本书的主角，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叙事主角。所以沪生、阿宝、小毛三人只是根据通篇出现次数，所确立出来的主要人物，但并不能被称为主角。这就像是花瓣一样，或许有大有小，有浓有淡，但彼此并无主次，只有参差交叠，才能聚成一朵缤纷美丽的“繁花”。这种人物之间的平等也是作者刻意反叛传统小说框架，消解叙事，而将焦点聚诸语言本身的体现。

除了人物塑造以外，小说另一个反模式化的体现就是大量的“无意义”内容。所谓“无意义”内容并非真的毫无意义，而是指非主线情节性的叙述，即不为故事的“起、承、转、合”而服务。在《繁花》中，大量的篇幅被人物的对话所占据，而对话中又大多是一些市井闲谈，从菜市场的八卦轶事到饭桌酒局的调情逗趣，看似与故事情节毫不相干，不着边际，但这却表达着一种难得的真实。人生如此，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半都被类似于这些无意义的事情所占据。即使是看起来喧闹的宴席，也往往没有什么深意，只是胡乱地吃吃谈谈，一晚的时光倏然流逝，过一段日子便没有谁会记得了。这些无意义的话语充填着生活的边边角角，琐碎杂乱，却不经意间流露出时代的本相，因为这类场景、时间、状态，生活中比比皆是，并且日复一日。

作者以说书人的姿态和“无意义”的内容，讲述了一个别样的上海。作为一个北方读者，小说通篇使用的沪语无疑是让我觉得最具有上海韵致的地方。虽说是沪语，但并没有出现“侬”、“阿拉”之类的词语。作者有意抹去了那些不适合用作书面文字表达的极其口语化的上海方言，而着重通过句法结构来营造沪语那种玲珑的氛围和气质。即使是完全不懂上海方言的北方读者，也能够读懂小说，并体会到沪语的独特韵味。

作者虽然写上海，却无意于用规模宏大的叙事从纸上构建起一个历史的上海，而是通过对每一个个体的关注，从他们的身上表现出城市的生长和脉动。提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拿王安忆的《长恨歌》来做比较了。虽然同样是从市井生活入手，王安忆以王琦瑶为主，围绕着她的生活与情感经历来展现上海的时事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就等同于上海。就像小说前四章的题目，弄堂、流言、闺阁、鸽子，通过典型的意象来勾勒出城市的气质，通过王琦瑶所展现的上海太过于典型化了。这的确很有上海韵味，对于外地读者来说，这满足了他们对于上海的所有想象，这种程度的展示已经足够了。但从上海人来看，这种描述还是太过直白，显得有些客套与生分。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金宇澄则老练的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书中人物的大部分对话无外乎是在谈论这两样东西，这是人生活的底子，也是城市与人之间最隐秘的联系。金宇澄抓住了这一点，将上海的韵致融入到个体的精神性情当中，借由沪语，完美地将形式与意韵结合，使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上海城市气质的熏陶。越是市井庸常的对话，这种结合就越是紧密，这种气质也就越是浓厚。由此塑造出的上海也透着些朦胧的诗意。

最后来谈一谈书中的人物。小说以阿宝十岁作为开始，以小毛的死作为终结，其间近四十年的人世沧桑。虽然故事中也有历史、政治、文化的存在，但作者有意克制住了“直抒胸臆”式的表达，将其隐于背后，而首先关注个人的生存、生活问题，以及世俗人生中的爱情、亲情与友情。

阿宝是书中贯穿始终的角色，大多数的场景都有他在场。他与楼下的邻居蓓蒂青梅竹马，并互生情愫。后来文化大革命，阿宝家被迫迁往沪西曹杨工人新村，蓓蒂却和阿婆如神话般地消失了。后来他又与邻居小珍，售票员雪芝谈过恋爱，但都由于家庭的原因而分开了。到了九十年代，阿宝成为了宝总，桃花运不断，身边总会有女人喜欢上他。阿宝对于这些女人也都不拒绝，但一到关键阶段他就装糊涂。唯独有一人，就是“至真园”饭店的老板娘李李，让阿宝有一些心动。等到他解开心结，想要与李李重新开始一段爱情时，却为时已晚，李李已遁入空门。

书中一直暗示阿宝心中的阴影是蓓蒂离去留下的，阿宝因心中始终记挂着蓓蒂，所以不愿再开始新的爱情。但我认为，阿宝心中的阴影不单是蓓蒂，而是少年时所有的几场无果的爱情叠加所形成的，尤其是与雪芝的那一场。因为不够勇敢，他与雪芝虽然真心相爱，但却未能将心中的爱说出口，不敢大胆地反抗父母的阻拦，最终忍痛分手。长大后的阿宝虽然与女人们暧昧，但始终不肯付出真心，也不相信爱情。当李李表明心迹时，他依然不响。他的沉默，葬送了两人的爱情，也最终导致了自己和李李两人的悲剧结局。

相比起阿宝，李李的悲剧更让我感到恸心。她年轻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广东，在夜总会做模特，但坚决不做下作的事情。后被小芙蓉骗到澳门做妓女，她抵死不从，身上留下了耻辱的烙印。在威逼利诱面前，她始终不肯屈服。李李的坚持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得到了周先生的道歉与赔偿。李李跟随周先生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并且向小芙蓉报了仇。她以自己的坚韧赢得了尊重与财富。三年后，周先生迁居加拿大，李李回到上海，开了至真园餐厅。她隐瞒自己的经历，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应付自如。她遇到了阿宝等多个男人，却始终找不到精神上安稳的依靠，最后弃绝红尘，遁入空门。

李李坎坷的经历在书中人物中最是传奇。无论威逼利诱，她始终坚强勇敢，保持着自己精神的高洁。面对滚滚红尘，她身处其中，却不与之同流合污，保持着自己的优雅。众人只见她现时的风光，却不知她曾从地狱中爬出。“红尘让人爱，也会让人忌。”她爱上了阿宝，向阿宝讲述了自己不堪的往事，并表明心迹，但却只得到沉默。两个最需要爱的人，就这样永远地错过了。

在九十年代的红男绿女中，爱情似乎是一件传说当中的事物，是虚无缥缈的水中花，镜中月。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只有欲望，是生理的欲望，是金钱的欲望，是权力的欲望。人们陷入到欲望的泥淖当中，不能自拔。而阿宝和李李，是这欲望的泥淖中相对清醒的人，他们深知不被泥淖吞噬的办法就是不要轻易地付诸真心。于是他们曾无限地接近爱情，却没能拥有爱情。毕竟欲望都市当中，想要遇到一个相信自己，或是值得自己去相信的人，太难了。就像姝华在给沪生的信中写道：“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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